据吴法宪晚年回忆，刘亚楼对张廷发十分倚重。这个评价，并非只因为张廷发有红军时期的资历，更在于他能在完全陌生的领域里迅速补课，把一个陆军干部变成空军建设中的重要骨干。
张廷发此前长期在陆军任职。1952年10月，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划归空军，改编为空军第五军军部。按原有安排，张廷发本可在空军第五军工作，但刘亚楼看中的，是他办事果断、责任心强，而且有较丰富的部队指挥经验。
刘亚楼没有把他简单放进一个军级单位，而是调入空军机关，担任空军第一副参谋长。对张廷发而言，这一步变化很大。空军是技术性很强的军种，过去依靠步兵战术积累的经验，不能直接解决飞行训练、机场建设和航空保障问题。
有人问他，为什么刚到空军就这么拼命学习。张廷发回答：“我是领导，当然要了解。人家来汇报工作，如果一点也听不懂，怎么行？”
这句话听起来朴素，却点出了他的工作方法。他不把“外行”当作推脱责任的理由，而是从地图、飞机性能、气象资料和飞行程序学起。时间一长，张廷发逐渐掌握了空军机关的运行规律，也得到刘亚楼进一步使用。
真正让他受到重视的，是进藏航线的筹备。
1955年12月，中央决定打通内地通往西藏的空中通道，张廷发承担了重要组织工作。拉萨地区海拔高、地形复杂、昼夜温差大，机场选址和跑道施工都缺少成熟经验。苏联专家也明确表示，苏联没有同等高度地区的建设资料，无法直接提供现成方案。
没有资料，只能实地摸索。张廷发组织技术人员勘察地形，结合飞机性能、气象条件和既有计算数据，反复研究机场位置、航线走向以及飞机型号。这个过程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场面，却处处是硬功夫。
1956年3月19日，兰州军区空军独立第四团团长姚长川机组，先后两次飞临拉萨上空，探索出较为可靠的航线。4月22日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当天，杜四飞机飞临拉萨上空并播撒传单，向当地军民传递了重要信号。
周恩来十分关心中央代表团返回内地的安全。听取汇报时，他特别强调：“现在不是战争时期，没有必要冒险。”这不是降低任务要求，而是把安全放在首位。张廷发回去后，将指示逐项传达，并要求所有准备必须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。
5月29日，飞机平稳降落在当雄机场。随后，张廷发又负责组织中央代表团返程。6月4日，陈毅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分乘三架伊十二飞机，由拉萨经西宁、兰州返回北京。进藏航线由此完成了关键验证，空军也积累了高原飞行的重要经验。
有意思的是，张廷发的可靠，不只体现在大型任务上。执行毛泽东专机和外事飞行任务时，空军要把飞机检查情况书面报告中央。刘亚楼、吴法宪可以使用签名章，张廷发却必须亲笔签名。
一次，工作人员误将他的名字打印后盖章上报。周恩来发现后，直接询问：“你参加飞机检查了吗？”张廷发答：“参加了，是我组织实施的。”周恩来说：“那为什么不签字？退回去，签字以后再报。”
要求看似细小，实际关系到责任链条。谁组织、谁检查、谁签字，必须清清楚楚。张廷发正是在这些细节中，逐渐成为刘亚楼信任的助手。此后，他先后担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、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
吴法宪晚年曾回忆，刘亚楼生前把张廷发放在重要岗位上培养，或许考虑过由他接任空军司令员。1973年空军调整领导班子时，张廷发出任副司令员，并兼任空军党委第三书记。吴法宪甚至说过，空军司令员一职，张廷发最合适。
但特殊年代的政治风波，使他的仕途一度中断。张廷发没有依附任何一方，吴法宪称他“一个人一派，两边都不靠”。在被迫离开岗位期间，他和妻子熊培玉也承受了生活压力。熊培玉拒绝与丈夫划清界限，张廷发在农场劳动时，还坚持把患病的妻子带在身边照料。
“九一三事件”后，张廷发回到北京。1975年10月1日，经毛泽东批准，他接替傅传作，担任空军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一书记。邓小平、叶剑英都提醒他，要把空军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。
1976年9月底，张廷发因过度劳累住进空军总医院。叶剑英派人转告：“病要治，部队也要管。”他随即回到作战值班室。10月6日，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传来，张廷发在传达会议上因情绪激动一度晕倒。
1977年4月，张廷发出任空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。面对训练不足、装备质量不稳和飞行事故增多等问题，他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展开检查，分别查找飞行员、飞机和指挥环节的原因，推动空军重新整顿训练与装备管理。
1984年国庆阅兵，张廷发负责空军受阅任务。飞机编队必须准确通过天安门上空，时间要求精确到秒。当天北京大雾，部分飞机一度偏离航线，但主体梯队仍按计划完成飞行。1985年7月，张廷发退出领导岗位，结束了在空军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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