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夏，安徽岳西冶溪的一座大宅里，吴诚忠旅部的气氛异常紧张。屋外不远处，国民党军队正在收紧包围圈；屋内，地图铺在桌上，参谋们低声商量突围路线。谁也没有想到，真正打开缺口的，竟是一位早已离开军界的川军旧将。
这场险局，起因是中原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压力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调集大批兵力进攻中原，企图消灭李先念所部，迅速解决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。解放军兵力处于明显劣势，保存有生力量成了比守住一座城更要紧的任务。
为了牵制敌军，皮定均率部向东行动，故意制造主力转移的迹象。中原部队则寻找机会向西突围。敌军一度被引开，但很快察觉异常，重新调集兵力追赶主力，战场上的包围与反包围随即展开。
吴诚忠旅承担了掩护任务。部队进入岳西冶溪后，旅部设在当地一座规模较大的宅院中。宅子的主人胡之杰，曾是川军将领，后来因不满军界内外的倾轧离开部队，回乡置办田产，过起了乡居生活。
胡之杰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乡绅。他早年当过私塾教师，后来投身军旅，参加过辛亥革命，从基层军官一路升到川军师长。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军队内部，他既有文化，又有带兵经验，却始终不是蒋介石嫡系，仕途因此受到限制。
南京方面曾把他调入参谋本部。名义上，这里是军队的重要机关，实际却很难让非嫡系将领真正掌握权力。黄埔系和所谓中央军占据要害位置，杂牌将领即使有能力，也往往只能承担责任，难以获得信任。胡之杰看透这一点，索性辞职回乡。
乡里人对他的评价不坏。田租收得不重，平日处事也较宽厚，抗战期间当地没有遭受严重战火，使他保留下了相当的人脉。吴诚忠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特意要求部队遵守纪律，不得随意打扰胡家，更不能因为对方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便加以为难。
然而，国民党军很快发现了吴诚忠旅的行踪。数支部队从外围压来，包围圈逐步形成。吴诚忠判断，继续固守只会坐以待毙，于是下令销毁机密文件，准备夜间突围，并安排人员护送当地百姓转移。
胡家人口较多，吴诚忠还派出一个排负责保护。这个安排让胡之杰十分意外。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多年任职，深知军队进退之间百姓常常最先遭殃。眼前这支部队不仅没有抄掠，反而在危急关头保护地主家庭，这种反差使他改变了原先的判断。
胡之杰找到吴诚忠，主动提出出面联络包围部队。吴诚忠有些犹豫，毕竟此举关系全旅安危。胡之杰拍了拍胸口，说：“交给我，我有办法。”
包围冶溪的国民党部队中，有两位师长傅毅、祝顺鲲，早年都曾在胡之杰手下任职。胡之杰熟悉他们的经历，也知道川军杂牌部队的难处：装备和补充比不上中央军，战场上却要承担同样的损失，一旦兵力消耗过大，部队编制甚至可能被裁撤。
见面后，两位师长并没有立刻答应。蒋介石对中原战事十分重视，各部都接到过严令，不得放走解放军。胡之杰没有只谈旧交，而是把现实利害摆到他们面前：“真要拼到两败俱伤，最后得利的未必是你们。中央军吃掉杂牌的事，还少吗？”
这句话击中了两人的顾虑。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，嫡系部队往往能够获得优先补充，杂牌部队却可能在战斗中被消耗，再被改编。胡之杰又提醒他们，眼前的解放军已经陷入绝境，一旦强攻，必然遭到拼死反击，伤亡不会小。
还有一层意思，胡之杰没有说得过于直白。国共双方胜负未定，若把这支部队逼入绝境，战斗结果一旦失控，川军自身也会付出代价。两位师长权衡再三，答应不与吴诚忠旅死拼，设法留下通道。
胡之杰返回宅院，将情况告诉吴诚忠。夜幕降临后，外围枪声骤然密集，国民党军朝空中射击，故意造成激战声势。吴诚忠抓住机会，率部迅速冲出缺口，沿山路进入山区。部队通过后，傅毅、祝顺鲲也有了可以交代的说法：战场混乱，未能阻止对手突围。
中原突围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转移。部队在敌军重兵追击下分散行动，许多单位经历了连续行军和战斗，最终分别向山东、华北等方向转移。对国民党军而言，原本企图迅速歼灭中原部队的计划没有实现；对解放军而言，保存下来的干部、骨干和部队，后来成为各地力量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冯玉祥旧部、高树勋部等杂牌力量的起伏，以及后来一些整军整编单位的起义和投诚，都说明国民党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。军饷、装备和升迁长期向嫡系倾斜，杂牌将领既要上阵作战，又担心被吞并，到了关键时刻，离心倾向自然不断加重。
冶溪突围中的那个缺口，宽窄或许只有一夜之间的时间，却让吴诚忠旅避免了一场硬拼。胡之杰拍胸脯说出的那句“交给我”，也从一位退居乡里的旧军人手中，变成了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实际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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